西方古典史学的身位与西方史学史研究的深进
来源:    发布时间: 2019-11-07 01:55   40 次浏览   大小:  16px  14px  12px

  毋庸置疑,史学研究的繁荣发展有赖于厘清学科自身的递嬗脉络。就中国西方史学研究而言,这不仅是推动西方史学史学科建设的应有之义,同时也是世界史上升为一级学科背景下加强其学科建设的重要方面。鉴于西方史学源远流长、史学形态纷繁复杂,西方史学史学科的发展迫切需要在继承前人成果基础上提升史学史研究水平。依笔者愚见,相关领域意欲获得实质性的推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以“史”的视界考论滥觞阶段许多重大的史学现象。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一是关于西方古典史学仍有大量众说纷纭而亟待厘清的基本学理问题,二是“正本清源”工作薄弱则势必制约对西方史学整体貌相的解读。

  倘如是,古希腊史学则特别值得关注:不仅涉指西方古典史学的初级阶段(对比罗马史学),且能作为“源头”有助于辨明现代西方史学的原初形态。鉴于希罗多德(Herodotus,约公元前484年~前425年)、修昔底德(Thucydides,约公元前460~前395年)代表了城邦时代希腊史学的最高成就,拙文尝试以之实践为个案并借相关学科史的梳理,探究西方古典史学宏富而深刻的历史内涵。考虑到古希腊历史写作博大精深而非本文所能涵盖,在此围绕两大史学范型而就当前研究中的诸多热点、难点问题择其要者予以呼应。在“抛砖引玉”的意义上,我们期待能对论析中国“西方史学史学科的发展问题”有所裨益。

  通常普遍认为,古希腊史学滥觞之初即有所谓“文化史”与“政治史”的意趣分野:希罗多德求取愉悦而适合口耳相传的通俗化史作,修昔底德意在实用而适合诵读的理性化史作。是后,修氏史学被奉为圭臬而在西方史坛一枝独秀。或有折中立场认为以修氏范式评判希氏存在重大错误,因为二者论载希腊史上前后相续的两大战事各有千秋而相得益彰。但问题是,他们的差异是否属于本质性的且等同于并能彰显修氏的“现代性”?进言之,差异性是否足以构成区划两类范型的史学标准,如何理解其共通性及希氏“史学之父”的奠基意义?

  1.希、修的共通性与差异性及其史学意义

  首先,皆专注于现当代战争史叙事(唯有战争才是最值得缅怀的人类行为),强调通过原因探究彰显历史的悲剧性局限与瑕疵。归根结底在于,皆处于同一历史条件与文化氛围(特别是公元前5世纪后期以雅典为中心的知识运动、政治现实及与文学、科学、哲学的复杂纠结),因而在思维、观念等层面颇多相似(包括批判意识、现实指向、题材主旨等)。突出体现在,从悲剧、史诗、医学、修辞学中汲取了基本的撰史理念等。进言之,我们更应将他们视作社会学家、哲学家、政治学家、文学家:作为好公民类似于苏格拉底、埃斯库罗斯等人,却专以撰史方式表达对城邦体制下希腊世界的忧思与关切。如此说来,务须要在伯战背景下解读希氏笔下的希波战争史:即公开称道雅典模式,而含蓄讽喻其后来竟然承袭了波斯霸权。尽管修氏强烈反对(实际上是误读)希氏方法,但也大量承袭借鉴了《历史》遗产(共通性使得希氏史学影响后者成为可能)。突出体现在《伯战史》几乎如出一辙的结构编排:通过“五十年时期”、“伯利克里演说”表彰雅典伟大,紧随其后则借“雅典大瘟疫”与“西西里远征”以反讽其外强中干并最终败亡。倘如是,某种意义上是否可以说,他是在下意识地承袭乃至续写希氏史著?抑或可以认为,共同的历史条件与知识背景意味着修氏根本无力从本质上超越时代进而偏离希氏创立的撰史传统(参阅N.卢拉吉编:《希罗多德时代历史家的技艺》,The Histbrian’s Craft in the Age of Herodotus),牛津2001年版)?其次就差异性而言,主要表现在他们观照战争的视角、方式上有所不同。相形之下,《历史》显然竭力回避过于直接论载血腥的战争场景。但缄默能在反讽况味中最大程度地表达一己心声(“没有一个人愚蠢到爱好战争甚于和平”),与修氏所谓“战争是一个严厉的教师”概有异曲同工之妙——是故,不应以其标准否定希氏作为军事史家的优异材质(参阅詹姆斯·罗姆:《希罗多德》(James Romm,Herodotus,纽黑文1999年版)。当然不可否认,就文笔技法而言,修氏叙事无疑更为精细而复杂。

  2.希氏撰史的“政治史内涵”与其人种志研究

  希氏笔下有相当部分内容属于非当代史,且也并非典型的政治事务。但既然同为战争史著述,如何发微《历史》的“政治史内涵”乃至在本质上形同于政治史写作,曾有学者强调希氏撰史“强烈的政治特质”而务须探究“他是否撰写政治史”,并暗示若“晚一代出生”亦可写出修氏式的史作[参阅本雅明·希姆莱:《希罗多德笔下的政治与信仰》(Binyamin Shimron,Politicsand Belief in Herodotus),斯图加特1989年版,第3、1、26、120页]。愚见以为,至少有两条反向进路值得探究。一方面,希氏《历史》的写作严格说来应命名为“波斯战争史”:前面数卷为征服亚洲、北非,而后则为征服欧罗巴的企图——重点在于希波战争,目的是警示伯战之初志得意满的雅典霸权的严重危害!另一方面更有可能是,前半部分相关内容折射了他如何从类似散文纪事家(族谱学家)的地理学、人种学(如卷二、四)意趣转向历史研究:在游历世界中广泛收集材料,其间逐渐成为一名历史学家并立志论载希腊与波斯问的伟大战争。而他或许并非有意识地是要借文明史的视野理解人类的战争行为,抑或是要为此提供一种宏阔的社会学性的历史解释。与之相关的是希氏撰史虽有世界史内涵,但比较日后波利比阿史学,显然未能明确而自觉地着意于这一史观元素。相比而言,《伯战史》整体上较少论载社会文化史题材且有意规避,或许正因《历史》的“样板性”而尝试另辟蹊径表达创见——未必能有过多史学深意以至于成为两大范型的分野界标。而且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诸如地理学、人种学和神话学抑或宗教信仰、自然现象、趣闻轶事等插话性内容在《伯战史》前半部分远多于后半部分(始于卷八明显稀缺),似乎暗示修氏撰史之初仍在下意识地蒙受爱奥尼亚散文纪事家、特别是希氏等人叙事路数的影响——随着叙事逐渐展开及史观发展成熟,方才开始自觉地全神贯注于和战争密切相关的历史内容[参阅H.D.维斯拉克:《希腊史家与希腊历史散论》(H.D.Westlake,Essays On The Creek Historians And Greek History),曼彻斯特1969年版,第1~38页]。

  3.修氏对希氏的误读性批判与现代学者的过度演绎之嫌

  其一,修氏贬低了希氏作为严肃史家的价值所在及其对西方史学滥觞的历史性贡献。如前所述,伯战爆发赋予了希氏解读历史的视角,进而又为《伯战史》提供了批判性的史学遗产(强调“史无前例”的伯战“刚刚爆发的时候,我就开始写我的历史著作)。修氏“绪论”中暗示希氏属于“散文纪事家”之流,概因曲解而夸大了《历史》的“故事讲说元素”,贬低了其更具主导的史学特质(通过理性批判而将历史写作与荷马史诗、散文纪事家等文艺性作品剥离开来)。须知《历史》绝非过渡,而是标志着古希腊真正意义上散文体历史写作的正式奠立。其二,现代学界放大修氏裁决而厚此薄彼:质疑希氏“是否属于历史学家”【参阅W.金德里克·普利切特:《希罗多德谎言学派》(W.Kendrick Pritchett,The Liar School of Herodotos),阿姆斯特丹1993年版】而鼓吹后者撰史的“现代性”。突出体现在始从19世纪,普遍倾向于认为修氏是兰克式的史家样板抑或严谨求实的社会学先驱“(其严谨、客观性)这一事实使之融入现代历史科学”,抑或其不朽性源于“他是我们的同代人”【E.柯林武德:《修昔底德与历史塑造》(E.Greenwood,Thucydidesand the Shaping of History),伦敦2005年版,第2页;P.查格林:《修昔底德:适用普通读者的导论》(P.Zagorin,Thucydides:An Introduction for the Common Reader),普林斯顿2005年版,第1页】。倘若根本无法以修氏史学观照希氏,所谓“政治史”、“文化史”范型分野的理论基石则呼之欲出而构建成功。其三,少数学者尝试在拨乱反正的意义上抢救性发掘希氏遗产,但难免弄巧成拙而得不偿失。西方古典史家往往因太过专注于战争史叙事而备受现代学者诟病,即指他们普遍严重地轻忽了历史的多样性、复杂性。譬如莫米格里亚诺指出修氏将历史学降格而等同于当代政治事务却备受推崇,实际上为撰史套上了紧箍咒而窒息了其繁荣发展。R.G.柯林武德表达了类似识见,并竭力强调希氏“没有任何后继者”。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晚近学界为何开始重新审视并尝试恢复希氏范型的积极意义。遗憾的是他们似乎也付出了类同的代价,即在夸大二人撰史本质性差异的前提基础上:否认希氏史著的政治学内涵,而又拔高希氏人种学研究的史学内涵。与此相关的瑕疵或许还有,普遍认为《历史》前六卷松散拖沓而与后三卷存有明显的杂糅印痕,抑或明示《伯战史》“政治史内涵”而却美化其史观中的经济元素?凡此种种,或许并不利于我们正确地辨明希、修史学独创而丰富的历史内涵。倘如是,西方史学滥觞阶段的实际貌相很可能是惟有一种类型即政治军事史写作?

  4.倘若摒除传统的非此即彼的僵化思维,或有助于解明西方史学史上部分重大“疑难”现象。

  特别是古典学视野下希、修遗产如何可能影响希腊化、罗马史学的问题,进而或从侧面映射了两人身位实相及稍后西方史学经历的流变。其一,古典学(史)家更多关注作品的文体风格与所述事件,故而影响主要体现在修辞学(含文法)等叙事表达或历史文学层面。事实上,古人撰史普遍着意于能否以引人人胜的方式讲述故事并明示相应的历史哲学。很大程度上这也解释了古典学中有关二人的评述、征引为何往往出自修辞学(文论)性著述。而鉴于他们史著皆为断代史,后人关注所述事件同样意在修辞学意涵(即选题是否庄重而有意义)。鉴于修氏叙事更为精细而备受推崇,这在其案例中体现得尤为显明:始从公元前4世纪《伯战史》的历史影响即为明证,是后提麦乌斯、西塞罗、萨鲁斯特、狄奥尼修斯、李维、塔西佗、普鲁塔克、琉善——直至罗马帝国晚期的马塞利努斯、拜占庭时代大家普洛科皮乌斯等人普遍服膺。其二,如若古人倾向于首先将修氏视为文体家符合原生本相,或可反证我们似乎夸大了其目的、方法(如鲜有提及材料出处、大量插叙演说词、僵硬含混的年代学及地形学)等与现代史学的一致性。须知,他竭力强调哲学化的历史解释与文学化的叙事表达。既然身兼社会学家、政治家、哲学家、散文家、修辞学家等多重身位,其是否意在真实地讲述伯战史(20世纪以来学界开始重视他的主观性与艺术性,但时至今日尚有许多工作要做)?倘如是,修氏竭力宣扬而被称道的所谓“客观性”或许“并非一种原则或目标,而是作者的姿态……作者由此向读者展现自我的一种样式”【W.罗伯特·康纳尔:《修昔底德》(W.Robert Connor,Thucydides),普林斯顿1984年版,第6页;参阅提姆·路德:《修昔底德:叙述与阐释》(Tim Rood,Thucydides:Narrative and Explanation),牛津1998年版】。换言之,《伯战史》实则旨在阐释战争而非理性分析意义上的如实直书,选材、结构、表述等皆围绕于此。相比修氏虽黯然失色,但狄奥尼修斯、昆体良、琉善、赫谟吉尼斯等人文论表明希氏风格亦有其可取之处。

  5.“去标签化”的认知或许能为进一步探究西方史学始从滥觞以降的复杂流变提供某些学理性的问题视角与解读思路。

  且以色诺芬时代希腊史学为例,一方面,在他典型的政治史写作中为何缺乏确凿且充分表明其深谙修氏抑或某一方面受之影响——相反,《居鲁士的教育》显然继承了希氏解读东方诸王的叙事传统,而《希腊史》叙事风格、结构技法(如趣闻插话)等同样深受希氏影响。另一方面,相比希、修研究的汗牛充栋,学界关注色氏则相形见绌——数量、质量整体上“乏善可陈”背后隐含的潜台词或许是,至少始自城邦时代晚期,古希腊史学即已开始明显沦落。更有可能的真相或许是,古希腊史学的流变(而非衰落)源起于色氏,并在希腊化时代越发“变本加厉”。事实上,至少始从城邦时代末期而至希腊化时代,历史写作精彩纷呈而日益呈现出多元化趋求,以求全景感应更为复杂多变的历史转型。突出体现在,希腊本土逍遥派戏剧化的撰史,阿提卡地方史志学派的古物研究,“大希腊”地区“西西里学派”的区域史写作等。凡此种种,很大程度上解说了波利比阿声嘶力竭的史学批评何以生成。而倘若色氏体现了城邦体制盛极而衰之际撰史领域所面临的重大变革,那么,希腊化时代领军人物波氏则彰显了西方古典史学更大规模、更高层次的深重变化。突出体现在整个地中海世界归于一统背景下,希腊史学逐渐丧失独立性而与拉丁史学开始合流,罗马史也正式成为希腊史家高度关注的对象,等等。囿于篇幅,兹不赘述。

  不可否认,当前中国西方史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通过不断地开拓创新而将之推进到一个更高的发展水平。早在10年前,学者们曾就此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深度反思(参阅于沛:《西方史学史研究中的问题和方法》,《史学史研究》2002年4期)。然而时至今日,这些良好愿景显然并未完全实现。进言之,至少有两点需要指出:其一,不同程度上还存在诸如基本学理尚不明确、重要论题开掘不够、内容低层次重复等问题;其二,基于是,现阶段发展中国西方史学史学科(包括理论体系的构建等)尚任重而道远。

  事实上,笔者通过梳理西方史学史上的典型公案意在表明:即使是在欧美学界相关领域,仍有许多基础性的工作亟待厘清。突出体现在,所谓两大史学范型的硬性界定,必将弱化史学作为一种特殊历史现象其本身的历史复杂性。如此一来,我们对古希腊史学、西方古典史学乃至整个西方史学史的认知,究竟多大程度上是合理而明晰的呢?须知,古人撰史在许多方面显然不同于现代意义上合乎体统的史学观——尽管有观点声言绝大多数现代史学的内涵特征完全可在古典史学传统中寻得原始影踪,从古至今“历史学少有更变”[查尔斯?威廉?弗纳拉:《古希腊、罗马时代历史学的实相》(Charles William For—nara,the Nature of History in Ancient Greeceand Rome),伯克莱1983年版,第200页]!

  笔者也曾一度以所谓“考虑到史学思想通常被认为是史家或史学流派学术实践的灵魂与核心”为切人点,尝试探究古罗马史学的某些实相(参阅拙著:《帝国的沉沦与救赎——塔西佗和他的历史世界》,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但通过晚近对古希腊史学的零散学习,则越发意识到意欲阐明特定历史条件下某一具体的史学现象,首要的前提是必须尊重其鲜明的时代属性。如就古典时代希腊人的“史学思想”而言,城邦体制下两大基本要素——即社会政治生态环境与由史诗传统、修辞学、政治学、哲学、悲剧创作、自然科学等组成的知识背景及其相应的社会文化氛围,从根本上意味着我们很难单纯以“现代化”的史学维度而谋求“正确地”观照它们!须知时人对客观历史及撰史工作的认知与实践,归根结底是由历史条件制约并意在借历史写作回应其所遭逢的时代课题——换言之,所谓古往今来一以贯之意义上“普世性”的史学思想显然并不存在。

  在上述意义上,以六卷本《西方史学通史》的出版为契机,张广智师大力倡言“关注西方史学之史”。鉴于国内西方史学研究的惯常现象(如重视史学理论而轻忽对应的史学史),斯言可谓指出了长期制约学科发展的重要瓶颈。然而,我们是否已在理论层面厘清了何谓西方史学之“史”以及如何“关注”?顾名思义,它包括史家所在时代的历史背景及生平经历等微观的撰史条件,但也并非单纯是指史学自身的历史抑或偏狭的史学史。一方面,理应涵括诸如哲学、文学、政治、修辞、地理、民族等相关学科。须知它们作为社会意识领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必然会与史学存在许多相通之处。另一方面,史学之“史”包含诸学科史更是由于它们为其提供了诸如思维、文献、素材等丰厚的学养需求。上述两点相辅相成而内在统一,并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同样关联紧密的两层现象:一是史家往往意趣广泛、著述宏富而兼有多重身位,二是特定时段史学史更是丰富多样而色彩斑斓。在西方史学远未实现专业化前的古典时代,这一点体现得尤为显著。倘如是,跨学科的思路绝非仅是工具性的,更是有意于史学生成环境的特殊复杂性而为深化“史”之考论的应有之义。且以笔者关注较多的希腊、罗马史学研究为例,往往缺乏宏阔的“古典学”视野而仍主要拘泥于史观等单一视角。不仅如此,“关注西方史学之史”的特殊含义似乎还应包括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试想若是对重大史学现象或代表史家的个案研究未能深进,为数不多的研究者又无法形成集群性的战斗力,现有基础上谋求“点、线、面”地提升西方史学研究的整体水平,也许依然是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