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理论与现实之间 ——重读《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一书
来源:    发布时间: 2019-11-09 01:04   37 次浏览   大小:  16px  14px  12px

一、最新进展与相关背景

截至到目前为止,明清时期的白银问题依然引起着中外学者的浓厚兴趣。就笔者所见,最新的论著就有林满红教授的《银线:19世纪的世界与中国》一书[3]以及《思想战线》最近刊发两篇关于此问题的论述,等等。[4]当然,查阅这些论著的后记或者背景方知此些论著早已在英文世界出版。考诸学界关于此问题的研究,可追溯的时间更早。早在19世纪30年代,梁方仲、百濑弘便开始从白银流入中国与国际贸易关系的角度展开了相关研究。后来,彭信威、加藤繁、全汉昇等又从货币史的角度对此进行了专门的研究。近来,随着学术视野的扩大和资料的挖掘更新,一大批中外学者开始从新的路径着手研究这个问题。国外学者如Atwell, Willianm S(艾维泗)、Adshead,S.A.M(阿谢德)、Boxer, C.R(博克赛)、Chaunu, Pierre(肖孥)、贡德·弗兰克、万志英、日人岩生成一、小叶田淳、岸本美绪、黑田明伸等多有所论;大陆及台湾学者已有许多人对此用功甚勤,如刘光临、万明、郑永昌、林满红、李隆生、钱江等学者。[5]此外,刘志伟、陈春生亦用梁方仲的“贡赋体制”来阐发此问题尚有新意启发颇大。[6]此处列举的一些人属于专论此问题的学者,至于涉及此类问题的相关论述则不胜枚举。

笔者先介绍学界的相关研究概况,无非是说明此问题确属中国史上的一个大问题,较为重要。例如像:明代中叶以后为什么会逐步使用白银作为货币?明代以前的白银是如何情况?白银对于中国而言,是利是弊?白银带给我们了全球视角,然考察其程度如何?世界性的几次大经济危机(14世纪中叶、17世纪、19世纪中叶)与白银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有何关联?等等。此类问题不仅牵扯到经济理论与货币史的问题,同时也反映着中国的历史现实。从其研究的角度来看,更可窥视国内外学者在理论旨向的不同,此些问题留待以后再做讨论。现回归正题来谈谈我重读《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7]一书之新感。

贡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自1998年问世以来,学界对其褒贬不一。十几年来,不同领域的学者对其做了大量的研究评论。[8]笔者以为,尽管弗兰克及其书《白银资本》因其思想理论的突转性(依附理论转向全球整体史)、学术论证的不严谨性、史学归旨的宿命性等问题而备受中外学界的诟病,但是我们从《白银资本》一书中所透视出来的积极意义无疑是较大的。这不仅表现在这本大气磅礴的著作本身能够给我们史学带来方法以及视野上的借鉴和革新,而且也表现在这种贵金属流动全球视角的出现和中西理论的大检讨等方面。

二、弗兰克其人其书

弗兰克,这个依附理论的创始人,世界体系学派的代表人之一,以前并不为中国学界所认识。在他的人生经历当中,对于拉美的认识和解读或者给了他更多的认识不发达地区的灵感。而在“第三世界”直接生活和参与政治的经验或许是造就他坚忍不拔个性与强烈意志的起源。2000年《白银资本》中译本问世,十一年来,各种评论便风起云涌。然而真正有分量的评述并不多见,这其中的原因或许可以归结为中国学者与外国学者的思维方式的差别,使得许多的评论难以偏僻入里。这是一本带有思想性质的世界史著作?这又更像是一部较为专业的中国经济史著作。面对思想理论与庞大视野的专业著作,中国学界或只能评析一隅,或只能仅就自己的专业仅作一席之言,难以融入更多的学科知识对其做一个令人信服的评论。这本身便说明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不足之处。

张国刚教授在评论《白银资本》一文中是这样写道的:“在阅读过《白银资本》以及相关评论的一些文章后,笔者以为单纯拔高此书的理论价值或贬抑书中的某些具体论述显然都矢志片面。”[9]因此,他指出评论一本包含某种理论取向的西方著作应注意两条标准:一是该理论是否比现有理论更有助于开拓新思路;另一是新理论是否有助于在实际研究当中取得合理认识是评价的另一标准。[10]诚然,每一次新理论的出现对于开拓学术新思路的意义是能够为人所理解,然而对此学界能否取得共同的认识却更为困难(在我看来)。每一个新理论的出现意味着方法论上的革新,而这种方法论是否为人所接受却变得越来越难。

弗兰克的《白银资本》一书,其译名本来是《重新面向东方:亚洲时代的全球经济》,由于中国学者在翻译的时候,觉得这本著作始终是围绕着世界货币[11]——白银以及白银产生的全球商业资本链来探索全球经济的,因故在征得弗兰克本人同意的基础上改名为《白银资本—重新面向东方:亚洲时代的全球经济》。该书的理论构架是建立在全球视野和整体主义的基础上,同时用他所理解的康德拉捷夫大小周期来理解1500年前(甚至5000年的人类历史)至现代的世界经济历史。他的着力点是在充分反对“欧洲中心论”的灯塔下来重新审视前近代与近代中国与西方、西方与其他地区的角色转换。在他的笔下,亚当·斯密、马克思、韦伯、涂尔干、孔德、布罗代尔、沃勒斯坦、卡尔·波拉尼、诺斯等历史及其他领域的大家成为他批判的对象。

弗兰克旁征博引,采众所长,运用全球主义之理论指出联系紧密的世界体系已经存在了5000年,而不是传统所认识的500年。贸易(他最为侧重的方面)、移民、文化交流以及战争使得世界很早便联系在一起。自古以来,这个世界便存在着一个贸易圈:非洲—亚欧贸易圈,[12]新航路的开辟只是为这个古老存在的贸易圈带去了白银并形成了资本,从而开拓并形成了世界市场。白银成为润滑剂,运转着全球经济的发展,链接着世界的几大洲市场。而中国由于是世界上最大的白银吸纳国家,据作者称全球大概最终有1/2-1/3左右的白银最终流入中国,这个数字大概是7000-10000吨。[13]他分析了亚洲许多国家的情况,并指出欧洲因为参与了亚洲的贸易而获利,最终而兴起。就当是的情形来说,无论是从生产力水平还是人均势力,中国显然已经是“世界的中心”,带动着世界市场的发展。“东方的衰落先于欧洲的兴起”,东方为什么最终会衰落,这也要从世界市场的角度进行阐释。

就目前的研究评论来说,无论是世界史学界,经济史学界,拟或是海外学者对于弗兰克《白银资本》的指责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理论方面,主要是针对他的全球主义理论和范式以及周期理论和长时段理论;二是专业领域方面,主要是针对他的论据严密性以及处理中国及亚洲国家的结论过于草率;三是对于中西方衰落与兴起的解释缺乏力度,并带有历史宿命色彩来看待中西方的未来。

三、该书的积极意义

弗兰克是个极为大胆的学者,他的大胆不仅造就了他的声名,也带来了社会学科的重新审视。弗兰克在他的著作中基本上否定了具有“现代性“的世界体系,认为持续不断的资本积累在1500年前就已经发生。他用全球主义的标准衡量着各民族与国家的特殊性,并指出“仅仅和主要基于当地原有条件来说明当地的发展特征和因素,而不考虑他们所处的世界经济体系的功能,只会导致忽视真正令人满意的解释”,[14]对此王家范用“沉重的中国历史“来抨击弗兰克对于中国历史特殊的无视,[15]秦晖较早地对于弗兰克此书提出来批评,他认为要从普世的角度来看待人类发展的道路,而不是单纯的从中方或者是西方的角度来看待此问题。[16]还有学者干脆指出弗兰克不懂历史等等,不一而足。

其实,人类的道路多元性弗兰克并没有抹杀,而对于现代性与普遍性的认真审视是值得重视的。沃勒斯坦在《进退两难的社会科学》一文中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他指出“欧洲中心论“已经歪曲了社会科学的分析及其应付当代世界的各种难题的能力,这种“欧洲中心论”不仅产生和导致了至今根深在人们心中的现代化和进步性,也造就了文明进步性与普遍性的是非标准。[17]换言之,至今有许多人沉浸在这种是非曲直当中,难于自拔。当历史都假定好了取舍的标准,历史便不能成为历史。但是,解构历史的高度与深度便可以从中略窥一二。

以笔者看来,无论学界对于《白银资本》的争议有多大,这本带有经济史色彩的著作对于中国经济史学界的意义还是较大的。抛开争议不说,《白银资本》一书至少在两个方面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一是该书的史学视野极大,令人不禁赞叹。近几年来,中国史学界兴起了社会史与经济史的跨学科研究。社会细部研究以及某一问题的深入研究使得历史越来越脱离民众的视野,成为束之高阁的专学。加上史学各专业的联系程度不够紧密,使得其他学科的最新成果难以得到最大的发挥。《白银资本》尽管存在着经济史的一些基本硬伤,但是作为非专业领域的弗兰克能够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来审视全球的经济与各地区的发展关系,足以让人钦佩不已。

二是该书从“世界整体史”(全球主义)的角度来认识历史,具有重大的理论方法借鉴意义。尽管弗兰克估算白银的方式以及认识各地区的程度可能受资料所限,难以达到令人信服的地步。但是从全球经济与市场的角度来看待中国或是其他地区,以及认识横向历史所发生的系列事件的因果关系,毕竟是一种新的角度。事实上,他的这个研究路径已经为后来的一些学者所继承、发挥。

中国近代《竹枝词》有一首词是这样写道:“呼郎早趁大冈墟,妾理蚕丝已满车。记问洋船曾到几,近来丝价竟何如?”[18]从这首词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见当时中国沿海物价与海外洋船的密切关系,在以往的研究当中,我们只会侧重于国家政策对于海外贸易的压制或是中国农业国家的自给自足,从而得出中国是个封闭国家的印象,难以理解沿海社会的真实情况。全球视角可以为我们再次认识古代的中国提供一个很好的借鉴窗口。

四、思考与心得

实际上,中国老一辈学者对于明清时期海外白银的大量流入十分重视。像前文中只简单提过的梁方仲先生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就关注了中国的白银流入问题,而他对于白银问题的最终解释是大量的海外白银被中国的赋税体系所吸纳,因而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刺激效用不大,反而使得中国经济在晚明呈现一种畸形的繁荣。[19]囿于史学史野的局限和时代的局限,梁方仲并没有把白银问题放在全球经济视野下来进行论述。全汉昇也是一个对白银问题论述较早的学者。他的许多论文都是关于明清时期的中国白银。他的见解无疑是重要的,他初步估计了中国明清时期白银流入的数量以及对于世界经济的意义,但他关于白银问题的论述大都是在国外完成的。

然而,正如全汉昇所论。白银问题确实是个世界性的问题,这不仅是一种交易媒介和商品,从现在的研究来看,白银也是当时世界形成体系,世界经济逐步形成固定市场的催化剂。在这里,国家对于白银的利用决定了这个国家潜在发展潜力,民族、贸易、冲突、文化等许多因素交融在一起使得认识明清时期的世界与中国是个复杂的话题。显然目前研究的状况是不够的。从《白银资本》的研究评论以及中国学者对于中国史的研究和认识来看,笔者认为至少存在三个问题是不容忽视的。一是历史学科太过分散,各领域的最新成果难以为其他领域所认知,历史的统一性与通变性变得日益困难;二是历史研究的方法太过于单调固定,尽管史无定法,然而对于一些需要多种学科交叉的研究课题,单纯的历史学显得较为困难;三是史学思维的凝视不前,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影响至深。意识形态、生产方式、生产力、历史发展的进步性、唯物主义都是需要重新审视的命题。

《白银资本》为什么能够在中国畅销和受人关注?为什么中国学者难以写就一部蜚声海内外的历史著作?张国刚教授在评论中国西方理论的时候认为,中国史学界的内部隔膜是导致对西方理论态度失衡的重要原因,西方学者好以自我创新为主旨,然而中国学者惯以整体之力建构普适性理论。[20]中西方的思维差异我们是需要正视的,但是国内不同专业学者缺乏交流导致内部隔膜尤值得重视。就如刘北成讲的那样:“我们中国学者对于近年学界新突破惊人地忽视和漠视。关于明清两代中国经济乃至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一部分学者已经从不同角度取得了新的共识。……大多数世界史学者视而不见。”[21]确实,中国历史学科自分散之后,便各自为战。经济史、考古史、世界史、民族史、文化史等等领域成为新的学科界限,因而各种领域的新成果难以得到有效发挥。

史学方法的危机,我们已经喊了许多年了。自全球史学危机至如今,历史学的地位依然在慢慢消沉,方法的危机依然显现。当然,目前学界对于史学方法问题提出了许多建议,如加强社会史的研究,重视经济学、人口学等不同领域与历史学的交融与荟萃。但是就笔者看来,经济史的研究不在于学科夸得有多么广泛,经济学利用的有多么深奥,史学的成就往往是与史学视野与思想理论相伴生。没有思想理论,空谈方法只是空中楼阁。西方学界为什么能够产生经久不息的史学大家和思想。就是因为理论的创新比方法的革新更为重要。理论的产生需要历史的沉淀,更需要政治环境与学术环境的宽容。

中国史学界史学思维的固定与凝视是不言而喻的。尽管近些年来,许多学者在尝试突破马克思生产方式以及社会形态的束缚,重新审视中国的社会与经济。但是马克思关于社会演进的方式以及资本主义、生产力等等的论述依然阻碍着我们对于历史的更深层次挖掘。社会进步和演变的单线思维依然挥之不去,复杂的历史需要复杂的头脑。打破固定的思维和僵化的理论也许你能得到不只是收获,而是正确认识中国悠久而又复杂历史的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