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的历史观”:论李济的考古学研究与民族主义
来源:    发布时间: 2019-11-09 01:06   42 次浏览   大小:  16px  14px  12px

 张光直曾指出,李济的考古学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产生了“特别深远的影响”:坚持使用第一手科学取得的经验材料、主张考古遗物的分类应以可定量的有形的东西为基础、从文化人类学的观点出发对考古资料作解释、不把对中国问题研究的视野局限于中国的范围,并且认为“仅仅罗列这些方面就足以表明,就中国考古学说来,我们仍旧生活在李济的时代”【1】其中第四点内容,即视野不局限于中国这一点,张光直在《人类学派的古史学家李济先生》和《〈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编者后记》中有更详细的论述。“把中国文化放在世界文化里”进行研究,在张光直看来,正是一种“人类学”的“古史观”。但这一观察,并未阻止张光直得出这样的结论:“1950年以前,中国考古学最主要的特征是民族主义”。他认为:“事实上民族主义考古学是全世界每一个国家都有的,最常见的就是‘文明的起源’这一类的主张。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有以‘我的文明比你早!’的结论的文章:如毕士博(Carl Bishop)与李济在《古物》(Antiquity)杂志里面不同意见的交换,和滨田耕作1930年的《东亚文明的曙光》”【2】。

  张光直的记忆或许有误,因为20世纪30年代李济并未在《古物》杂志里发表文章。但对李济的这一印象不独张光直有,芮逸夫也提到过李济反驳毕士博这件事【3】。探寻文化来源的确是李济在考古学研究中设定的主要问题,但他的“人类史”意识至少与其民族主义情绪同样强烈。他不仅讲述某些文化内容是本土自生,也强调诸多外来因素。自学生时代起他就提出了一个人类学研究的理想状态,即中国人类学家应当注意使自己在面对研究对象时“去民族化”【4】。直到晚年接受费慰梅的采访时,他还对民族主义表示过“藐视”:“人是动物。……凡能满足我们祖先的需要的发明,都会得到采用(没有什么民族主义妨碍他们)”,例如印尼在旧石器时代可能跟东亚大陆连接在一起、马拉战车从西方传来、安阳的矛头与爱尔兰青铜时代第三纪的惊人相似【5】。

  当此“民族主义”(或译为“国家主义”)似已成为现代中国考古学与生俱来的特征之一时【6】,若仔细分析李济对文化源流的研究,以及他本身针对 “民族主义”进行的表述,都可看出,“民族主义”正是李济极力想要避开的意识形态限制。

  李济领导的现代考古学之兴起,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古史研究的革新如影随形。古代史研究不断地破除正统,重理线索,建设多元的历史图景,与殷墟、城子崖等地发掘互为印证【7】。但李济不久即在此基础之上更进一层,试图脱离建立在文献基础上的古代国族世系,更纯粹地依赖地下遗物。这一做法使“正统”观念愈加淡化,为此后往更远的北方、南方区域寻找中国境内早期文化的原始遗迹奠定了新基。本文试从李济本人的论述出发,梳理其对中国早期文化的研究脉络,并比较同时期其他学者的研究,以证明李济对“民族主义”的反感和矫正的努力。

一、理想:“去欧洲化”与“去民族化”

  约在1920年,李济写下了他的志向:“是想把中国人的脑袋量清楚,来与世界人类的脑袋比较一下,寻出他所属的人种在天演路上的阶级出来。要是有机(会),他还想去新疆、青海、西藏、印度、波斯去刨坟掘墓、断碑寻古迹,找些人家不要的古董来寻绎中国人的原始出来”【8】。体质人类学成为李济在哈佛大学学习的主要科目。他曾说,那篇最终定名为“中国民族之形成”的论文,在开始的时候是“实验性质”的,是他想把新学到的人类体质测量方法利用起来,去测量剑桥与波士顿等地的中国学生和华侨【9】。但在进行了111个人的体质测量并结合分析到那时为止的其他中国人体质测量的材料之后,他发现了“现代中国人体征的极端复杂性,而中国人一向被认为是一个纯一的种族”。正因为想进一步探索这种复杂性的形成过程,他开始寻找其他资料。一种是历史上关于城墙建造的记录,他认为这些记录可以用作中国历史上人口规模演变的指数;其次是宗谱中所记载的中国人的姓氏起源,这是一套说明北方部落逐渐渗入中国地区的资料;此外,还有对一千五百年来中国人口资料和各种历史记载的研究。最终李济得出结论,即“构成现代中国人的,共有五个大的民族单位和四个小的民族单位”【10】。

  这篇论文实际上消解了“中国人”作为一个整体人种单位的想象。而他通过典籍记载所进行的复原,除了民族的种类之外,还包括诸民族的迁徙经过,即历史上由北而南的数次大规模移民。故李济真正踏入研究领域之后,首先破除的便是他曾经在志向中表达出来的观点。即“中国人”不是一个内部纯粹的整体,“中国人”“在天演路上的阶级”实际上也成了“伪”命题。他发现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正是“中国人”这个混杂集合的形成过程。

  在这篇论文的撰写过程中,李济还发表了一篇短文,名为《中国的若干人类学问题》,对人类学的基础以及中国人类学的发展提出了一个很概括的观点。即“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基础并不稳固。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人能否在真正科学的意义上研究自己?能否像威廉·詹姆斯所说的那样,通过快速转动眼睛来观察自己眼睛的形状和颜色?欧美人类学家似乎并未意识到回答这个问题的困难。他们想当然地把已知的生物进化法则运用到关于人及与人相关的其他事物的研究中去。李济提出,中国的人类学家正是在这一点上,有可能摆脱欧美人的局限,对进化理论有新的认识。

  在李济看来,达尔文主义(Darwinism)仍是一个富有潜力的工作假设,问题出在随之而来的众多教条。欧美人想要证明自己更文明的心理妨碍了他们对全体人类的理解。因此,中国人类学家的首要任务就在于从细节上审查所有的理论教条。而且,中国的人类学家不仅要使科学去欧洲化(tode—Europeanize science),还要使自己去民族化(todenationalize himself),尤其在那些“自我”(ego)因素起了很大作用的带人文特性的科学工作中。所以说,中国的人类学课题不仅仅是些纯粹的技术问题。除了诸如考古调查、体质测量、民族志与语言学调查这些技术性工作外,中国人类学家最迫切的任务是超越自身的民族界限【11】。

  数年之后,李济在清华学校演讲《考古学》,这是他留下的第一篇关于“考古学”的文字。除简单介绍考古学在欧洲的历史和成绩、考古学所用方法之外,还有一部分是“考古学在中国学术上的地位”。他提出了三个问题:“(1)国故是先前有的,还是受别的影响而成的呢?(2)中国前代所用的‘钱’,是否中国原有的,或是从别处仿来的呢?(3)中国人民,是否为原来的,或是从别处迁入的呢?”【12】这三个问题全是关于“中国”与“来源”的,而其蕴含的意思不过是说“国故”与外部世界有着密切的关系,并非一个封闭的单位。

  这次演讲发表时,李济正在着手准备西阴村遗址的发掘。在发掘报告中,李济首先提到,安特生在中国北部的发掘发现了一种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这文化的来源以及它与历史期间中国文化的关系是我们所最要知道的”。尽管安特生已经作过一些假设和解释,但若想得到“肯定的答案”,“只有把中国境内史前的遗址完全考察一次”。而且,“发生的问题不止这两个;其余的也是同等的重要,具同样的兴趣”,只是“那贯串一切无味的发挥”没有必要,“急需”的是应把这问题的方方面面都作专题的研究。李济说,“这个小小的怀抱就是我们挖掘那夏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动机”【13】。

  在这篇文章中,李济认为,比较中亚近东、甘肃以及西阴村出土的陶器,应从做工与上彩两个方面分别分析。西阴村的陶器做工更高明,因此不能证明彩陶一定是西来的【14】。在随后一次演讲中,他似乎更明白地表达了进行这种分析的意义,即“中国在有文字之史前已有文化,为固有文化;这在山西南部有十几处”【15】。

  这种有意寻找可以证明中国文化本土发生证据的做法,与他解构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人”的做法先后出现,既是其实践“去欧洲化”与“去民族化”的理想的两面,似也表明了李济一个矛盾的心理背景,即一方面认为现代民族乃后设的概念单位,用其探讨历史问题似带着虚妄色彩;一方面又对中国文明西来说无法释怀,试图用中国境内的古代遗存反证之。但李济两次采用的论证方式,却有相似之处。即略“源”而详“流”:在“过程”尚未梳理清楚的情况下,他认为不可能对何者更原始以及原始到何时做出正确的估计。将研究对象细分为多个单位,分别进行比较,这是李济长期提倡的一种“人类学方法”【16】。基于此,李济揭露出更加复杂的历史现象,从而把既有的“中国人的体质”或“中国文明西来说”这种简单论述搁置一旁。

二、“以全人类为背景”:李济与傅斯年的“古史多元观”【17】的交集

  1928年的年底,李济在广州中山大学作了一次演讲,名为“中国最近发现之新史料”。开头即称“现在我们讲历史是与从前不同的。从前讲历史是局部的,狭隘的,是以一国的历史作一单位的。而且,认作是一个整个的,——几千年来都是这样。可是现在呢?各个民族的历史,一个国的历史,并不是整个儿的世界史的全体,而只是人类史之一部分。我们这个基本观念的变迁,在这个时代是非常重要的”。从李济将“中国人”“解构”,到提出以“整个儿的世界史的全体”作思考背景,其思路是连贯的。而此“人类史”的建构,意味着李济试图摆脱“以一国的历史作一单位”的研究方式。

  不仅如此,李济在这次演讲中,还将“考古学”提升到了可以疗治传统史学“局部”、“狭隘”之症的高度。他说,安特生的发现将中国公元前3000年的历史与西方各地区联系了起来,尽管其结论并不可靠;北京人的发现又为亚洲人种起源学说增加了砝码,因此,“从人类全体历史关系来看,不能不注重掘地法之考古学”【18】。这门新学问似乎天生便具有了“人类史”的特性。

  1928年的年底,李济与傅斯年在广州相识,并明确了就任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一职。尽管不能说李济此时提出“人类史”的概念是受到傅斯年的影响,或反之他影响了傅斯年,但两人此后意见常有极相近似的地方,至少表明他们对一些问题有过深入的交流,并且意见大体一致。例如“考古学”与“整个的观念”之关系。傅斯年在1929年的年底演讲《考古学的新观念》时提出:“古代史的材料,完全是属于文化方面,不比现代材料,多可注意于人事方面,因为文化史,特别是古代史的着意点,不是单靠零碎的物件,一件一件的去研究,必定有全部的概念方可。用一件一件的东西去研究,固然有相当的结果,所得究竟有限,况其物的本身,间有可怀疑之处,所以应当注重整个的观念。”他以世界各地皆发现火柴为例,认为同样的现象表明的事实却有不同,或为发明、或为文化接触、或为进步。他批评中国人考古的旧方法,是以文字为基础,“一物一物”地研究;而外国人“以世界文化眼光去观察,以人类文化做标准,故能得整个的文化意义”【19】。这与李济所说的“人类史”正是一个意思。

  《安阳发掘报告》第一期出版时,蔡元培在序言中也把“整个的”观念当作考古学研究的特点。他说,“考古学在中国不是一个新学问”,但安阳发掘显示“在中国的考古学之转方向”,表现之一即“立足点是整个的”,“最先要解决小屯地层的问题,以为解决其他一切问题之张本”【20】。这或许是对李济此前来信中所谈“全体”与“地层”的回应【21】。

  李济在稍后发表的文章里综合了蔡元培与傅斯年的意见,认为“‘整个’这观念,本来各人有各人的说法”。他首先指出当时中国学者对于考古学普遍存在的误会,“以为考古学不过是金石学的一个别名”。两者“很重要的分别”就在于对挖掘的记载。“记载就是出土物件的灵魂”,而“谈到‘记载什么’,必须聊谈到挖掘者的资格”。在他看来,“现代考古家,对于一切挖掘,都是求一个全体的知识。不是找零零碎碎的宝贝”。要养成这种态度,需经训练,包括“(1)一切自然科学的基本知识;(2)人类史的大节目;(3)一地方或一时期历史的专门研究。”就算这些资格不能全具于一人,也要在一个团体内全部代表出来”【22】。因此,在李济的观念里,“考古学”最重要的基础乃是一种“态度”,即他在中山大学演讲时便提出的“人类史”的态度。

  具体到殷墟发掘,要解决此地为历史上何地、为何埋藏有甲骨之类的问题,必须首先“把小屯村地面下一切物件先作一个类族辨物的工夫”,古物与堆积互相为证,先弄清地层,才可能回答上述两个问题。即所谓“只有整个问题解决后,这两个问题也随着解决了”【23】。他既提到“人类史”之“大节目”,也把“整个”这一观点落实到解决小屯地层堆积的问题上。

  梳理史前遗址与确切的中国历史的关系,正是李济从发掘西阴村开始便设定的题目。《小屯与仰韶》一文从l929年秋小屯村发掘出土的一片彩陶出发,结合对箭镞形制的比较,分析了仰韶文化与殷商文化的时间关系。这片彩陶的发现地点“在未经翻动的地层,杂人大堆带字甲骨中”。他推测,如果是同时而因贸易使小屯出现彩陶,那么仰韶文化中也应有殷商式的产物。至于有无文字和铜器,可能会因为小屯是都城、仰韶是乡村而有这种差别。“这些反面的证据,绝不能给我们多少正面的结论”。所以应从共同拥有的出土品类来讲,如带彩的陶片、单色陶器中带绳纹的鬲、镞、石斧、石粟鉴、陶弹、纺轮等。共有的器物甚多,却都有形制上的变化,变化最大的是箭头。殷商的三棱镞为仰韶所没有,且殷商是骨制和石制,周秦时代的铜镞几乎全是三棱。由此可推仰韶与小屯不但有地域的区别,“大约很有时期的先后不同”。因为小屯与仰韶的实物表现出一种片面的关系,即小屯有仰韶式的因素,后者或尚未发现前者式样的东西。他的结论是:“殷商文化之代表于小屯者或者另有一个来源,仰韶与它的关系最多不过像那远房的叔侄,辈分确差,年龄却甚难确定”【24】。

  大致同时,傅斯年从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次殷墟发掘的出土物中发现了能够印证自己关于中国古代文化多元的证据。他提出殷周不同源的观点,认为尽管殷商统治阶层为“戎族”,但受其统治之人却是“东夷”。他认为这一“设定”【25】能够解释考古中发现的事实,即“近两年中李济之、董彦堂两君之殷墟发掘所得物件,显然表示殷商文化之多源,并表示中国文化由来之正统”【26】。

  1930年,考古组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山东。李济曾解释选择山东章丘城子崖进行发掘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遗址可能能够解决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与历史期间中国文化的关系问题。他说,“现代中国新史学最大的公案就是中国文化的原始问题”。研究这一问题,大部分学者都认定夏商周三代作一个起发点。无文字的器物在探讨此问题上占了重要的位置。殷墟发现的铜器制作已有很高的境界,同时又有石器出土,故向上推,“我们认定凡出石器的遗址,都可以供给我们研究这期历史的材料;城子崖既出有石器遗存,就是我们选择城子崖发掘的第一个理由”。更重要的理由是,在奉天、山西、河南、甘肃一带发现的石器时代遗址包含着彩陶,“与中亚、小亚细亚及东欧所出均有若干相似处”。这是外国考古学家注意中国这种发现的基本原因,同时,中国文化源于西方的学说又复活起来。然而在中国东北部的大平原尚未发现这类彩陶。城子崖出土石器,黑色发光陶器有与后来铜器相像的地方,是中国内地首次发现,与商周铜器文化关系密切。因此,“它的重要性,是研究这类问题的人一看就知道的”。发掘的结果是石器文化在下层,所出土实物与殷墟同类器物相比,有很多相似之处。“所以我们看定这次在城子崖所发现的石器时代文化,十有六七是构成中国早期的正统文化一个重要成分,与中国西部的石器时代的文化比却有好多不同的地方”【27】。

  两年后,李济在文章中强调了“殷墟文化是多元的”这一结论。例如源于东方的骨卜、龟卜、蚕桑业、文身技术、黑陶、戈、瞿、戚、璧、瑗、琮等,与中亚、西亚有关的青铜业、矛、空头锛,与南亚有关的肩斧、锡、稻、象、水牛等。他说,“华北东部新石器时代的黑陶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真正的位置,为在黄河流域的东部,承仰韶文化之后,启殷商文化之先。但殷商并不是单纯的由黑陶文化仰韶文化演变出来的。它除了承袭这两笔产业外,还有别的重要成分,如文字、艺术、礼器、乐器等,均有另外一个根基”【28】。

  这一论点,显然呼应了傅斯年的意见。在稍后的文章中,李济似曾想更强调黑陶文化与殷墟文化之间的亲密关系。他认为骨卜是“殷商文化最重要的一个成分”,“在殷墟所代表的中国最早期的历史文化中,骨卜不但是那时一切精神生活之所系,而且骨卜的习惯对于中国文字早期之演进大约有极大的推力。城子崖的卜骨虽无文字,然那时的陶片已有带记号的;可见下层的城子崖文化已经完全脱离了那‘草昧’的时代了。凡此一切都给予我们一个强有力的暗示,就是构成中国最早历史期文化的一个最紧要的成分,显然是在东方——春秋战国期的齐鲁国境——发展的。”因此提出,“要是我们能寻出城子崖的黑陶文化的演绎秩序及所及的准确范围,中国黎明期的历史就可解决一大半了”【29】。

  这一暗示了“黑陶文化——殷商青铜文化”的线性结构的说法,后来为李济所修正。但即使在勾画出最简单的“中国黎明期历史”线索的时候,他仍在强调“正当的历史观是以全体人类为一个单位,其中各个民族只能算这全体的一个片面”。故“无论何民族要认清他自己的地位,写一部真实的民族史是应该以自然历史为出发点的”。落实到那中国民族的历史,周口店的发现便需引起史学家的注意,即使它还不能与中国民族历史打成一片【30】。

三、各种“文化因素”更加平等:殷商文化的更多来源

  1943年,尹达提出“小屯文化是龙山文化的继承者”的观点。证据包括:龙山文化的陶器与小屯文化的陶器、铜器之间,在器形、陶质、花纹等方面存在很多相似之处;卜骨在两个文化中都存在;两者墓葬都多为仰身葬,东西向放置;均有陶器随葬的习惯。在这段论述中,尹达直接引为佐证的正是李济在《(城子崖发掘报告)序》中的话【31】。

  但李济自己似已放弃了这种简化的说法。在《小屯地面下的先殷文化层》一文的开头,李济提到:“夏未亡,已经有了商;殷未亡,已经有了周;这是传统历史已有记录的。从文化的继承上说,这里面包括两组性质不同的问题:(1)在某一时期内,未亡的正统文化与将兴的继承文化在地域上虽显有不同的中心,是否尚有交错的区域?(2)在这几个文化系统所达到的区域内,每一个地点文化的演进是否如传说历史所说的那个程序?这些问题显然都是考古学上的问题”。李济在这篇文章中试图说明的,正是黑陶文化与殷商文化之间关系的复杂性。

  在分析了有叠压打破关系的灰坑的包含物后,李济提出,上层的灰坑以“土质灰陶器”为主,有大量兽骨、骨料、牙角等,有龟版、字骨、铜范或铜锈,明显代表了殷商文化。下层灰坑以“黑色陶器”为主,有少量兽骨骨器,无龟版、字骨、铜范、铜锈。因此可以得出结论“黑陶在小屯实代表一种先殷的文化层”。但“我们要再进一步研究它与殷商文化的关系,就免不了要涉想到下列与传说历史有关的一些事实”。即黑陶文化究竟“是殷商文化的一个老底子,还是一个与殷商并行的完全不同的文化?要是专从陶器的变化上说,这第二个假设,似乎近于事实所表现的”。殷商期没有真正的黑陶,而几种最普遍的器形又是黑陶期所无。“所以就陶业讲,殷商文化虽受了黑陶的若干影响,但他的基本成素,却另有所自”。因此李济认为,殷商文化在若干区域内作为黑陶文化的后起,其变换是“带有革命性的”【32】。这与尹达所讲的“继承关系”,就大异其趣了。

  李济这篇文章明白标出古史传说的暗示作用,与傅斯年此前的《夷夏东西说》等研究显然互相印证。傅斯年根据文献记载证殷、夷不同,主要是在“国姓”世系的安排上。说到各个人群“不同的经济生活,不同的政治组织”时,就只能依地理的形势作些大体的推测;李济尽管一直受到这种古史多元观的影响,但与此前单纯依据卜骨的有无证明黑陶文化与殷商文化之关系有一大不同之处,即把多种出土物分别进行比较,故能得出根据“陶业”判断黑陶文化与殷商文化各有渊源的结论。

  换句话说,傅斯年的文章尽管提出了多元观点,但所用文献材料多从“民族国姓”的世系和地望着眼,其实是在破除周代以降形成的“大一统”观念后,又立下了一个新“正统”,即古人自述的“正统”;李济尽管仍然受这种多元古史观影响,但因从多种考古出土材料出发,便有可能不再受此新正统制约,为以后发现北方、东方、南方均有精彩的文化交流现象埋下了伏笔。

  例如李济对青铜戈与青铜刀的研究。1950年发表的《豫北出土青铜句兵分类图解》一文,指明“戈形句兵是百分之百的中国货,由开始到完成,它的千余年历史中,看不出一点一滴的输入成分”【33】。但青铜刀是另一种情况,他发现,“外国的汉学家研究中国古文(按,疑为“史”字),有时虽也免不了‘卤莽灭裂’,但究竟是‘旁观者清’,常能把我们自己认不出的问题,看得清楚些。青铜刀子引出的问题,也是中国早期文化的原始问题,即公元前3000~前1000年前黄河流域的若干文化活动,与西伯利亚的额尔济斯河流域、叶尼塞河流域以及勒那河流域的人类迁徙是什么关系?”他因此提出,“我们以研究中国古史学为职业的人们,应该有一句新的口号,即打倒以长城自封的中国文化观;用我们的眼睛,用我们的腿,到长城以北去找中国古代史的资料。那里有我们更老的老家”【34】。

  从小屯与侯家庄发现的两件石雕像的坐姿上,李济发现了殷商与东夷的区别。结合跪坐发展的历史程序与雕刻艺术风格的区域差异,李济认为“若说侯家庄的跪坐像与埃及的跪坐像有亲属的关系,小屯的箕踞像,专就雕刻艺术流传下来的标本说,是与太平洋沿岸的传统相契合的”【35】。《殷代装饰艺术的诸种背景》一文将雕刻花纹的考察扩大到更多的石器、骨器与铜器上。不仅更明确地提出华北新石器时代末期除了彩陶、黑陶两种文化外,可能有第三种文化传统即先殷文化,还详细地证明了部分雕刻艺术来源于木刻而与更晚的太平洋沿岸印第安人文化有密切关系【36】。

  李济在1954年发表了两篇文章,从两个不同的方向论述在研究中国民族与文化起源这一课题时面临的观念困境。一篇是该年1月在“蔡孑民先生87岁诞辰纪念会”上的讲演。李济认为,“西洋人”在对待中国民族与文化的原始这一问题时常有偏见。例如武王伐纣的年代本来是缺乏决定性的,“西洋人(以及少数中国人)”一定要采用较晚的年代公元前1027年;周口店的北京人的年代,“西洋人”要把它“放在更新统中较晚的时代,以便在讨论文化、人种的移动方向时,他们可以安排”。李济提出“中国人对于此种资料应当加强研究,这不但是为了明了中国的古史,而且我们对于史学和科学,本身负着责任”【37】。

  他认为,要谈中国上古史的重建工作,首先应当明了一个事实:“由考古学的立场看来,乌拉尔山以东,喜马拉雅山以东和印度洋以东;平均地说,亦即东经900以东的亚洲大陆,环太平洋的各群岛,从北极到南极,包括南北美洲,这一个大的区域之内,就人类文明发展的程序说,最早的中心点在中国。安阳的甲骨文,在时代上,是这个区域里的任何地主所不能比的。西方的考古家常常忘记了这点,而我们今天讲中国上古史,必须记住这点!如此则若干不相干的学说便可以不必讨论”。在这一观点的基础上,重建中国上古史的材料便需广泛地搜索,而不能为“长城以南、长江以北”所限。且这一观点“不是说,这是一个中国文化的孤立的世界。以此为中心,研究中西文化的关系也是同等的重要;这个关系,可以从黑海,经过中亚草原,新疆的准噶尔,蒙古的戈壁,一直找到满洲”【38】。

  他批评毕士博(Carl W.Bishop)在《中国之新石器时代》、《远东文化之原始》两篇文章中的观点,后者认为“如果把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与欧洲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相比,中国的显得非常贫乏,它的成分大多是外国已有的”。但李济提出:家畜驯化的问题上,毕士博完全错误;麦子的确是外来的,小米还说不定;青铜器里肯定与西方有关的只有矛、空头斧等,此外中国大部分礼器在境外很少发现。除了尚有争辩的例子外,李济还举出几项“不可争辩的在中国本土以内发明及发展的东西”,即骨卜、丝蚕和殷代的装饰艺术。他说,“这三件东西,整个来看,代表一种自成一个单位、具有本性的文化;它以本身的文化为立足点,接受了外国的文化,正表现着它优美的弹性”【39】。

  这篇文章的批评对象,可以说是带有偏见的“西洋人”。主要的内容在于说明中国民族与文化的起源里本土成分的重要性。李济在同年4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似转向主要针砭中国人的偏见。他提出一个假设:“华北的新石器晚期文化受内蒙古新石器中早期文化的影响甚大,而内外蒙古——可能包括蒙古以北的贝加尔湖以及叶尼塞河流域——原是中国史前文化的摇篮地”。其根据主要是当时发现的考古遗址的数量分布,即长城以北中石器时代及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较多、长城以南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较多这一事实。此外,他还认为商代文化中“青铜器”、“文字”及“车”都显示出“突然发达”的情形,尽管他认为急于下“外来”的结论“不够科学”,但他还是暗示“如果工作已经做得够、做得好,可以证明某种突起的文化是外来的”【40】。

  他说,“在研究世界人类史中,常常见到有些人因地域偏见、国家观念而对所谈的问题故作畸重畸轻之论”。而这种畸重畸轻的做法导致国家与民族之问偏见、歧视的加深,以及人类历史的失实。故要写一部准确可靠的“世界人类历史”,需要各国的历史学者们放弃国家地域的偏见。李济承认这一想法可能被人视为“过于理想”,且“事实上也不容易做到”,但他“总以为历史学者应该把目光看向更远大更长久处”【41】。

  1955年李济在华盛顿大学的演讲,明确地把“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它早期的发展”放到殷商时期,即他所说的“历史期问最早的中国文化——商文化”。而商文化的来源,除仰韶与龙山文化外,还与西亚存在文化的接触,证据是侯家庄大墓残存木制品上的肥遗图案、虎形图案以及一件中央带阴茎状柄的陶器器盖。这些例子“看起来关系终究甚远”,故“商文化的真正基础,仍在亚洲东部”。这方面的证据仍是雕刻艺术,即装饰图案的构图、题材等,表明东亚“孕育并且影响了整个太平洋沿岸主要艺术的传统”,其根源很可能是已经消失的中国古代木雕艺术。此外,商文化与南方的关系也相当密切,例如安阳出土的土龟应来自南方。如果考虑到李济主张“今日或过去所有伟大文明的发生都是由于文化接触的结果”,但需在搜集到详细的细节资料后方可将此理论应用于某一特殊文明,则其立场显然仍是他一贯主张的“人类史”【42】。

  比较其他学者关于同一题目的论述,李济的立场尤其显得并不那么“民族主义”。例如尹达曾在《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之起源》一文中,利用中国境内考古发现的人类遗骨及文化遗存,试图证明“中国旧石器时代的各期里”遗留下的人类遗骨“很可能就是中华人民的前身”;“仰韶文化的人类即今日中国华北居民前身,即现在华北居民的祖先”;龙山文化“很可能就是殷代文化的前身”【43】。

  李济发现对史实“畸重畸轻”的选择可能加深民族偏见。在寻找“中国早期文化”的来源时,平等的眼光引出一种“四面开花”的状态,即文化的源流可向四面八方去寻找。凌纯声在1960年11月8 日写给张光直的信中说,“在此乘便告诉你个好消息,就是李济之先生此次外国回来,对于我们研究问题提倡的新说,他亦极感兴趣,他说要提导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南方成分,可说与我们走上同道矣!”【44】这一次“方向”的转移大概与李济对蒙古人种问题的思考相伴随。他曾经暗示“北来”、“西来”的“青铜业”,这时也被他按“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分解成了很多的“文化因素”,如商代青铜器的礼器形制、各种装饰种类来源,都表明“融合了不同的早期背景”【45】。不久,在讨论青铜器形制与纹饰的文章中,他又再度提到了中国文化中的某些成分与太平洋彼岸印第安人的联系【46】。